国家体改研究会石小敏曾说：“不知哪位朋友说过，所有的善都是‘恶磨恶’磨出来的。”

 

我答：是我说的。而且当时我还说：其中若不夹杂和化解一定的“恶”，“善”则未免可疑，或许就不会是真正的善。善恶之间到了今天前所未有的一大变局中，彼此界限已越来越微妙、含混，越来越有携手并行之势，也象在一道“忘忧河”上，取一瓢饮，前世即忘，可以在刚刚为恶之后，毫无芥蒂地堂堂行善。善与恶，也变成了每时每地的“六道轮回”。

 

但“语言一经说出即会错”。所以上面的说法似也极易成为一些人借“善”的名义以作恶的开脱。一次开金融研讨会，某大机关官员登台讲演，说是“宁要‘腐败’的高效率，也不要廉洁的低效率”，既很精辟，也道出一些人的“心声”。想想不少老百姓的盼望，不过是生活更好点而已；官员领导们只要能让老百姓过得好，贪一点没什么。怕的是少数人越贪、多数人越惨，那么一种最坏的情况。

 

但没有谁能保证老百姓的宽容一定不会得到这最坏的结局。说起来中国老百姓的确也有那么点善恶不分、是非不明。但我却不得不当即站起来问那位官员：请给我指出任何一种经济定律，或是任一国家的经济史实践，能证明“腐败带来高效率”。他一时语塞，又答：在南方，确有些企业利用社会腐败达到效率的例子。我说：是。不过以腐败带来的单个企业效率的“提高”，换取的是类似“政策性财富搬家”、“政策性垄断”等“好处”，常常会以损害其他更多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效率为其代价；个别“效率”越高，整体效率越低，也越是“远离公平”。就社会而言，远离公平是否也就远离效率呢？——但据说为了打破旧体制的行政束缚，经济中人常会使用一种说不上腐败不腐败的“赎买”方式，把这些束缚“买断”，继而令其失效。但到底是赎买还是腐败，谁能仲裁？真打起来，“哪一拳必要、哪一拳不必要”呢？

 

经济发展有代价。中国的改革采取的与其说是“渐进式”，不如说是“绕道”和躲避难点的“体制外突破式”，成就确实突出，附带造成的则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莲说的“渗漏经济”，和财富不断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的倾斜搬家，特别是会形成以不讲规矩而获益致富为荣、为追求的社会惯性，使规则或道德信誉等，沦为无人理睬的口头虚文。不守规矩的问题，秩序瓦解的问题，已变得日渐棘手、谈虎色变。所以在各方各界人士大谈“秩序重建”的时候，似乎永远有必要问一句：这些年来秩序不断解体的瓦解过程究竟完了没有？如果没完，那么所谓“秩序重建”岂不就成了不进则退的逆水行舟。

 

由此观之，“恶”的真正麻烦还不在于它的发生，而在于它如何能被消除。就好象尸躯的久置会招致大量的蛆、蚁等腐解，但腐解后的蛆蚁们却并不就此“自动退出历史舞台”，稍有不慎亦会成灾。这就是恶惯性，而“恶”通常是绝不缺少生命力的。所谓“历史发展的恶动力”一说，大多适用于旧制的解体与新制的问世的过渡期、变迁时代；而此时所谓“机会”，都是在旧的垮台和新的开辟的交替中的种种错位、种种失衡，对机会的把握与追逐也就介于正邪之间、善恶之间了。俗话说“清水池塘不养王八”，又说“清汤寡水不是鱼的日子”，一定程度的混水正是水中富养质浓度增生的“代价”，经济上的搞活和高速增长也许必将伴随相应程度的腐败和“失范”，正所谓“水至清则无鱼”嘛。但是不是可以由此倒果为因，把腐败等“社会润滑油”祭为法宝，就大可商榷。否则，全世界持之不懈的反腐与反贪运动，就成了全无必要的瞎忙活。

 

“机会”这个东西似也最难捉摸，中国人太多，机会就格外稀缺（或者反而是格外多元？），所以一谈机会，多么坚定正义的人也难免心眼活动，所以有了“机会成本”这么个撩人心魄的概念名词。感觉这些年人是太容易为“机会观念”所左右，书摊上铺天盖地的畅销书们也都在大谈特谈着“机遇”与“机会”，机会主义在这个社会中也就忽然变得基础雄厚了起来。其结果之一，又是同情的非原则化和亲疏导向：同样的事情，发生在亲近者与同类者身上，与发生在疏远者乃至异类者身上，那同情或声讨是绝然不同的。

 

这也会使得反腐败等等抗恶活动的抵销力太多，使其努力在一个民族中殊难收效。当今民众对于“恶”的心态似也相当矛盾复杂，既有追仰羡慕，也有反感痛恨；既希望解除之、躲避之，也渴望了解之、观察之，知晓“恶”的底蕴与真相，以增其“免疫力”与抗衡力，同时也不乏有不甘与恶示弱、不甘任其愚弄摆布之心，甚至观摹与效法之心。恶者即强，即是权力，即是一种支配力与扩张力。

 

强人多恶，善者多弱，不免突然醒悟：什么叫善？在一切都变得飘忽不定的时代里，是不是应该说“适者为善”、“不适者为不善”？换一个尺度、即是从生命力强弱的尺度看，在无以数计蓬勃伸张的生命力演化中，落伍与衰败者自保尚且不虞，社会贡献也谈不到，身之不存，又何善之有？但，如此去看以及如此去做，“良心”是不是也会如此这般地沉沦泯灭？例如《伊索寓言》中那个走路也要仰观星象、却一下掉到井里的学究，被人讽为只知高远，不顾眼前，是否也算“不适”？比照于当今的“知识分子”，是不是也只有“下海”、“经商”一途可选？一个社会不能为多层迂回的、或间接性的分工提供必要基础，使人人都“直接”地去弄钱，又算得“善”吗？

 

“有恒产者能有恒心”，似可道出善恶的演进。在有产有钱有所谓“身家性命”之前，大家都是“空手套白狼”的“小子流氓”，在终于有产有业有体面之后，又都成了需要和维护秩序的“君子中坚”；“衣食足而后知荣辱”，象老洛克菲勒，前半生敛财无所不用其极，后半生散财成了大善人，正是历史的轮回，人道的典范。“善”并非可以无条件演绎，可以当招牌挥舞，象钱钟书所说：“上帝要惩罚人类，有时来一个荒年，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，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，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”，象文革的无限拔高，象中国古代的变本加厉的道学虚伪，使所有的善都成了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人间闹剧和阴阳诡计，也使所有的道德准则都成了掩盖真恶的可悲同谋。也正如老黑格尔所说：“腐朽的事物之所以腐朽，无不有其好理由”，在某种年代里，当一切的“善”都成为不可信时，其间所缺的，正是从不善与恶里，转化和引发出来的对善的一番“磨”功。

 

此之谓：“善恶同源”。